現代圖書館利用館藏和設施直接向讀者提供文獻和情報的一系列活動，其服務原則是“讀者第一”、“用戶至上”。然而我國圖書館現代先進服務模式卻和辛亥革命有著密切的關系。
  中國圖書館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但由于長期受封建社會制度的制約，“保存藏書”一直是其主要功能，很少對外開放服務。盡管明末曹溶曾在其所著《流通古書約》一書中，提倡用傳抄和刊刻方法擴大藏書的流通和傳播范圍，清代周永年的籍書園和國英的共讀樓等私人藏書樓曾準許少量讀者定期入內閱覽，但影響都不大。19世紀末葉，在戊戌變法運動影響下，一些較開明的維新派人士請求開設公共性的藏書樓。
  1901—1918年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讀書活動與閱書報社的創(chuàng)建、革命者平等自由等進步思想的傳播及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圖書館法規(guī)制度的制定，加速了中國古代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的嬗變，促進了全國范圍內公共圖書館的興建高潮,并帶動學校圖書館等各類型圖書館的建設,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的興起與發(fā)展。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圖書館的服務對象逐漸擴大，如京師通俗圖書館設置新聞閱覽室、兒童閱覽室，并在一些縣設立巡行文庫。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李大釗（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部主任）強調圖書館的教育職能，提出公共圖書館應向工人、市民開放，實行開架閱覽。杜定友、劉國鈞等也主張圖書館為民眾報務，要用各種方法吸引讀者，并輔導他們自學，圖書館發(fā)揮“消息總機關”的作用，向社會提供咨詢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公共圖書館、高等學校圖書館、科學技術圖書館等各類型圖書館分別根據文化部、教育部和科學院等部門制訂的圖書館條例中的有關規(guī)定，通過閱覽、外借、復制、參考咨詢、文獻檢索、宣傳報道、定題情報提供、情報分析等方式，廣泛地為人民服務，為經濟建設、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服務。
  作為現代人，在感受現代圖書館給我們帶來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同時，要不忘責任，擔負使命。響應胡錦濤總書記的號召：“全體中華兒女攜起手來，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努力作出無愧于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無愧于我們偉大民族的貢獻，在時代進步洪流中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